在中航油案中，陈久霖失手了，国储铜案子中，刘其兵走失了，以欧美业界标准看，二者都属于恶性事故。传奇的东西总是带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在出事前，这两位操盘手被认为是“神秘大侠”：陈久霖在新加坡时，手抱《易经》，打卦操盘；刘其兵低调之极却下单如下赌。一俟出事，两人便光环顿失。

    刘其兵和陈久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目前，我们的海外期货交易资格商主要是大国企，它们替国家在海外从事高风险的期货交易，而这种交易最终要落到个体身上。一件必然性的事情要依靠个体的偶然性来定局，其风险的制度性控制是最重要的。

    陈久霖和刘其兵们，要在这一行玩出“侠”的感觉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天生爱这个东西，就像棋王那样痴棋；另一个是惟道德自律替国家做事，也就是我们的人去对抗资本家的操盘手。

    问题往往出在后一种情形中。

    资本家的操盘手们，其风险驾驭能力与其身价成正比，在严守风险控制操作手册的基础上，他们有职场并有一套绩效评估和收入挂钩的体系。操盘手往往可以把物质动力化为精神动力，天天习武成为本能，江湖越是险恶，越能练成职业侠客。

    陈久霖和刘其兵们不一样。虽然他们和对手在一个统一擂台上比武，但是，他们往往靠道德自律而不是风险控制制度去操作。另外，他们的收入也不与绩效完全挂钩评估，没有职场自然就不会有职业人，时间一长，必然会想到权力寻租，如果没有机会，就会渐渐失掉热情。

    因此，比起海外游资训练出的那些期货操盘手来，我们的这两个“侠”的本事再大也会被“正规军”打倒，因为，侠客的战斗力毕竟是偶然性的，他们再奋勇，也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军队。

    两年前，热钱刚涌入中国时，笔者向郎咸平请教这一问题，郎说，除了人才储备、人才收入和能够动用的衍生工具非常强大外，国际游资还有一套成熟的高风险金融生意制度安排，而我们目前不但缺少这样一批人，更重要的是缺乏这样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