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房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医改和教改。医疗卫生和中小学教育是公共产品，大学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完全任其在市场的波浪中自沉自浮、自生自灭。但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住宅却是典型的私人产品。迄今为止，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实行住宅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非你想完全回到否认私有产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否则，你就不能一方面要求享有住宅房屋的私有产权，另一方面却要求国家公款为你的私人产权“埋单”。

    不过，住房又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既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又是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贫寒之家可以不买珠宝、首饰，可以不买汽车、电脑，却不能没有遮雨避寒的栖身之所；穷人无缘享受锦衣玉食，完全可以素装简衣、粗茶淡饭，但在建筑成本日增、却又刻意强调都市美观的中国城市中，即使是穷人，在住房上也没有太多的节俭余地。

    那么，对这么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交由市场来摆布，还是完全交给国家来掌控，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呢？

    从已知的人类实践来看，由国家完全调控、分配住房的尝试无一成功：权力分房制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正，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住房短缺。房改前的中国按官职分房的状况就是一例。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是辅助性的国家直接干预，也常常以失败告终。

    加拿大政府为了扶助买不起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一些廉租房，但廉租房供不应求，申请者要排队等待多年才能等到一次机会。廉租房比市场租价便宜，某些廉租房的租客还把公寓按市场价转租他人，当起了“二房东”。英国也曾作价把廉租房低价出售给租客，但有房主不久后又以市场价转售他人，狠赚一笔。

    中国也有扶助低薪阶层的“经济适用房”，但一来供不应求，申请者往往为求一个房号搭起帐篷通宵达旦排号，二来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据说还有不少宝马车车主住进“经济适用房”。

    但完全听任住房这种生活必需品在市场风浪中随波逐流也不可取。政府直接介入“球场”踢球，固然属于角色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楼市无能为力、无事可做。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审批、调整利率、征收物业税等间接手段调节房价，也可通过降低开发商准入门槛、增加竞争、限制垄断等方法来减少房地产业的暴利。竞争增加了，就会有人从事低端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房改在中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原因很多：如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开发商牟取不当暴利，海外热钱炒高楼价，无人开发低端市场等。但也不能否认，由于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由单位廉租分房制迅速转变为高房价的畸形市场化状态，许多人难以接受种种确实不公正的现象，并因此归咎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化改革为不健全市场的弊病背了“黑锅”。